本次活动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暖‘新’关爱·益‘骑’同行”——网约配送员群体“医食驻行”暖新公益活动，广州市民营医疗行业党委、越秀区总工会、越秀区建设街道、越秀区“小个专”党委、广州市医疗行业协会民营医疗分会、广州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和爱心企业代表等分别为到场的骑手们提供了专业的外科、内科等义诊服务；同时开展了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反诈禁毒、法律咨询等政策宣传，并为他们发放爱心早餐和爱心礼包。
引言
万历年间，部分士人因受到商人在经济上的帮助而与商人产生交集——王世贞形容新安商人附庸苏州文人如“蝇之集膻”一语其实适用于刻画这一时期各地商人们想要结识贤者名士的热情势头，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如申时行所说“厚附宾客”的商人。
像在杭州贩盐的徽商朱节就以好客闻名，其所在之地本就聚集了大量东南豪俊，朱氏又与他们多有往来，于是其家“每日宾朋盈座”，招待用的“樽酒俎羞”一应俱全。以诗酒会友是商人结交士人的重要途径，也是士人乐于接受的与商人共同参与的活动形式。
徐渭自言与同籍商人高升为文字之交，高氏每出酒食款待，二人相谈甚欢，“必日仄而晞以出”。商人们款待他们的文人朋友大多投其所好。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自己与儿子李肇亨受一位程姓徽商邀请，乘坐其酒舫畅游鸳鸯湖之事，其行伴有“广陵摘阮伎二人，丝肉竞发”，极为尽兴。
万历十九年，名士胡应麟入徽州拜访汪道昆，胡、汪二人游历期间有商人方景真同行，方氏亲自招待胡氏观灯看戏，又特意“张幔南山之南”供其行觞高歌，事后胡、汪二人都有诗作记录其事。
有的商人为了维系与士人的关系更是尽己之所能，典客黄汝会是一例。在汪道昆五十大寿之际，黄氏为了向其体面地祝寿，专门找到与之相识的文士皇甫汸写了寿序，并“束帛加璧，驰之京师”。
山人王寅亦是黄氏友人，二人在南京相逢时，王寅还打趣黄氏说：“君家黄金缠腰多结客，漫然任挥手，黄金只今余几何，好与王郎买醉，歌孙楚酒楼。”可以推测黄氏经营典当的盈利都大手笔地用到了与士人的交际往来中。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士人交往的商人群体集中于以上类型的商人。
在亲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外，部分士人还因受到商人在经济上的帮助而与社会上的商人产生交集，由于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士商关系同样十分普遍。
广置义学
很多商贾在经商致富后都有出资兴办义学之举。如歙县许和在外经商四十年，满载盈利返乡后，一边救济乡中贫困病弱老小，一边则“治义塾邸之右，待不能束脩者”。徙居杭州桐庐的徽商吴荣让以种树贩木起家，颇有余财，其随即就在桐庐修建义仓、创办义塾，“诸所建置，即缙绅学士，自以为不如”。
茶商汪伯龄历来有文学雅好，他在蜀地行贾之时，修建了一处房屋名为“万胜宫”，专供从四面八方来到蜀地来的读书人学习，不仅如此，当他回到家乡时更是大治学舍，将乡里乡外的寒门青衿都一并邀请到学舍中学习，“比年成进士者若而人，率由此起”，极大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
再如与汪道昆、屠隆等共举西湖秋社的卓明卿父卓见斋是齐鲁间的游贾，同样于郡邑设有义学。除了自己兴建学舍，商人还是捐修官学的积极响应者。
弃儒就商的休宁人程积富，经营有方而累财甚巨，当县里募集资金修建学舍时，其他人避之不及，他却立即站出来解囊出资。诸如此类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商人在义学和官学兴建上的积极作为。
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商人此举使得宗族以及当地的贫困子弟都能够有读书学习的机会，为当地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对士商关系的影响来看，一是作为富而仁义的代表，这部分商人在当地享有良好的声望，这足以为他们博得士人阶层的认同和赞赏。
二是作为教育事业的投资人，商人们顺利获得了和他们资助的读书人进行下一步交往的钥匙，尤其是那些高中进士者，很大可能会成为商人希冀保持联络的首选对象。
延师课子
商人们对于自家子弟的培养更是上心，他们往往设置家塾，延请经师教育子孙。当时已有“富实之家，才有延师之意，求托者已麇集其门”的说法，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士想进入“富实之家”担任塾师不外乎是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而只有教授富家子弟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报酬。
在这方面，商人家庭确实为塾师考虑得相当周全，像顾宪成的父亲顾学靠卖酒贩豆、经营染业持家，他专为顾宪成兄弟二人延请了讲授经书的老师，“所事之礼最虔，即富贵人以为不及”。余有丁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他还是诸生时，商人郝寅楼曾专门携赀邀请他到郝家担任塾师。
按余有丁的记载，“天下方闻之士”皆在受邀之列，郝家对待这些塾师相当阔气，如饮食上“数击鲜，所供具甚腆”，所以郝家“常日费数金”。在为郝氏所作的祭文中，余有丁还坦言自己家每年都会收到郝氏送来的粮食，“越十四年如一日”。
所以余有丁虽然只在郝家当了三年塾师，却与郝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果说郝寅楼邀请余有丁为塾师有看重其才名的原因，那么嘉靖间山西富商韩珂的初衷就是完全为读书人的生计考虑。
韩珂本来就是善遇士人的仁义者，每有读书人到访即“礼食之尤厚，归者皆有所赠遗”，一次他听闻里中周姓士人家境困窘，便立即延请至家担任塾师，有雪中送炭之情。后来时逢涝害，韩珂又派遣仆人送去薪柴粮米以解周家炊事之急，周氏为之潸然，称“父母生我未必念之周至如此”。
在商人与这部分兼为塾师的文人士子的往来中可以看到士人们在接收报酬之外还会受到商人们的诸多优待，这在激发起他们感恩心理之余，往往会使得他们主动缩小与商人的距离。
助赀仕进
读书仕进的费用并非一般家庭能够承受，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本还在不断攀升。万历进士缪昌期“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公车之费不赀，家日益落”，进京赶考前向朋友借了三十两银子才得以成行。
若没有相应财力的支持，读书人很难走完仕途之路。所以有一部分士人赶考的旅食之费、考试之资需要依赖他人资助，商人往往就是其中重要的资助者。
万历南京商人倪一本慷慨好义，里中凡是有进京应试需要帮助的读书人，他“必随轻重赋之”，使“人得所愿而去”。万历进士鲍应鳌的姻戚郑允中是商贩，鲍应鳌在郑氏的行状中记载他“雅好经术，亲文藻之士，凡赴南比试皆有助”。
具体来看，商人在资助读书人仕进方面既有金钱也有物资。茅坤为徽商程次公作寿序，序中称程氏业贾返乡而坐拥千金，每有儒生从屋前经过，“无问识不识，辄倒屣迎之为上客”，继而提到他时常开仓取粮以资士人游历。
大多数商人资助读书人完全是出于道义。像隆、万间在杭州贩盐的程希皋曾借钱资助一位孝廉，而等这位孝廉登科发第，他却直接将借贷的凭证销毁，其意并不在求得士子回报。
再如徽商李天祥多与文人绅翰来往，这些朋友若是有买舟雇车等需求都会上门寻求他帮助，他随即便派人为之安排妥当。每逢乡试，李氏则拿出数百金来资助赴试者，若是“诸友落第南还”，李氏仍然对其优待如初。
这些商人中虽不免有意图借士子高攀的人，但大多看到的还是他们仗义疏财、恤困扶弱之举。此外，自永乐兴起的会馆，发展到隆、万时期正值兴盛，其本是同乡已宦之士的聚会之地，而此时其服务于科举却蔚成风气，成为安顿来京应试之子弟的理想场所。
这些会馆又不乏由商人发起，或仕商合捐所建立的。这同样体现出在商人在读书人仕进路上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因为商人资助者角色的重要性，他们往往在读书人尤其是被资助者心中留下相当良好的印象，二者有进一步接触不无可能。
商人们对士人不因贫富而区别对待，尤其在经济生活上给予了寒门子弟足够的帮助。反过来，士人之于商人也体现出社会群体间应有的人文关怀。
文士帮助商贾虽不是常例，但亦见诸记载。如嘉靖间无锡的王泽以“明经为人师”“无锡黉舍之士，半出其门”，这样正统的教书先生对于商人却十分大度：有商人遭遇劫掠而行乞于市，王泽知其为湖湘间人，于是厚资将其送还返乡。
再如万历进士郭一鹗的祖父同样是读书人，其好予乐施，对于“游商困乏”的商人往往不吝资斧提供帮助。此外，由于二者的相互信任，有时士、商间还会达成合作。
结语
总的来说，程嘉燧的父亲程衍寿嘉、隆间在江淮一带以贷钱盈利时，与比部李君相识，李君看出程氏生财有道，随即拿出数千金给程氏周转，“听其所为”，赚得本金翻倍后，更是每年定期拿出一镒金与程氏合资。“诸豪贾借资贵人，往往倾下贾”，在经济利益面前买股票 杠杆，士与商的“联手”同样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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