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杨育彬，祖籍吉林长春，1937年出生于河南泌阳，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曾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华夏考古》主编；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考古学科规划组（学科评审组）成员，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副组长等。
主持或参加过郑州商城、侯马晋都新田、新郑郑韩故城、黄河小浪底库区等多项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出版学术专著30多部，发表考古报告、研究论文及其他专业文章200余篇。
2024年底，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杨育彬主编的《河南考古百年志》丛书正式出版，引起考古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曹萍
展开剩余90%走进考古学家杨育彬的家，简朴的装修很有年代感。推开客厅一侧的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单人床和靠窗的书桌。桌上一台黑色电脑，连接着旁边一个巴掌大小的方形手写板。笔筒里一大把磨秃的手写笔笔芯，是过去几年老人埋首伏案的最好见证。
就在这间“陋室”，年过八旬的杨育彬对着电脑，在写字板上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编著完成《河南考古百年志》丛书，于2024年底正式出版。
3年光阴，1000多个日夜，200多万字……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位深耕考古事业60余年的老人，在这个春天为河南考古送上了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88岁的杨育彬在电脑前用手写板写作。
百年考古的记录者
满头花白头发，一副黑框眼镜，虽稍有驼背，仍能看出身材魁梧……3月21日，记者来到位于河南省博物院家属院的老房子，刚进门杨育彬就起身迎接。他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说起话来如照进客厅的早春阳光，温暖和煦。
茶几上，摆放着崭新的一套《河南考古百年志》，有《发现篇》《纪事篇》和《人物篇》三本，杨育彬拿起其中《纪事篇》递了过来。
16开本、近600页的“大部头”，详细记录了1921年至2021年每一年的考古纪事，可以说是一部河南现代考古编年史。
把书捧在手里那一刻，才真切地感受到它的重量。这份沉甸甸，承载了河南考古百年的历史厚重，更凝聚了老人几年间倾注的无数心血。
为什么会想要编写这样一部书？顺着记者的问题，杨育彬打开了话匣子，思绪也随之回到近5年前。
2020年下半年，临近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时，杨育彬在郑州和几个大学考古班同学聚在一起。其中，退休后又在河南任职的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提出，河南应该有自己一个全面的考古史，要有人来写一写。大家点头赞同，说着说着目光都转向了杨育彬。
心照不宣地“看好”杨育彬，是因为大家熟悉他的经历。自1961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河南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他曾多年奔波在山水间进行田野调查，参与郑州商城遗址等多个重大发现现场挖掘，也曾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管理全省文物考古工作。
然而，梳理河南考古的百年历史谈何容易。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开端，河南百年考古也是中国考古百年的缩影。杨育彬深知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将涉及很多考古发现和考古学人物，但这件事很有意义，总要有人来做，正好我能发挥余热，为河南考古再出一份力。”他缓缓地说。
在83岁高龄，仍决心接下高难度的挑战，不仅因为杨育彬有丰富考古经验作为底气，更源于他心底对于考古事业的深深热爱，对于河南考古的特殊情怀。
之后几年，一位老人戴着老花镜、紧盯电脑，稍显笨拙一字一字地写着，成了定格在窗前的动人画面。
苦学电脑的“小学生”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挤进”多个“顶天立地”的书架，数千册藏书占满了所有墙面。
“这些都是我写书的资料库，有很多也是我参与过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杨育彬缓步穿梭在不大的书房，指尖每轻触一本书，仿佛就能打捞起一段尘封的岁月。
而在另外一间卧室兼“资料室”内，一摞摞的资料、杂志、考古报告更是堆满了桌面和半个床。“就在这看资料，看累了可以直接睡，也省事儿了。”过惯了苦日子，他早就学会了“苦中作乐”。
为了全面、准确、权威地展现河南考古百年，杨育彬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自己当年的很多笔记和工作日记，又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博物院的图书室，借出了很多专著、期刊和考古发掘报告等。
“有时为了搞清楚一个数字，要反复查阅好几天的资料，或者是给其他专家打电话核实；编写人物篇更是费尽周折，前期征求了一些领导、专家学者、各地文物部门的意见，又经过反复讨论才确定名单。”杨育彬说。
这几年，大儿子杨向明成了杨育彬的写作兼生活“秘书”，其中的艰辛他历历在目，“父亲查阅各类资料有几百万字，给省内外的人打了1000多次电话，20多根手写板笔芯都磨秃了。”
这些都没有难倒杨育彬，但用电脑写作确实让他犯了难。以前，他写过很多书，都是先写在纸上。为了帮父亲提高效率，杨向明买来了汉王电子手字板。
“看着纸写字和看着电脑写字儿，差别还挺大的，刚开始总是感觉别扭，老是不会存，要不就存完找不到地方，要反复记，像是做回了小学生。”杨育彬爽朗地笑了。
在儿子手把手地“教学”下，杨育彬“勤学苦练”，终于掌握了手写输入，实现了“半信息化”。“大概每3天能写8000字左右，写字板存储也满了，我就来把这些文字重新转存，清空后让他继续写。”杨向明对父亲的每一个字都倍感珍视。
清晨6点起床开始写，中午稍事休息，晚上写到10点才“收工”，这样“早六晚十”杨育彬坚持了三年多。早起晨曦中，夜晚的孤灯下，老人都是端坐于电脑前写写改改，让河南考古百年历史从笔尖缓缓流淌。
有段时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杨育彬虽困于斗室，心灵却徜徉于考古世界中。“考古是阅读地下的书。”年轻时，他用自己的脚步“阅读”河南；编书时，他像是再次回到了那些地方，从更多考古大家、重大发现中“阅读”河南。
“这对我也是一次学习和提高，读得越多，越能感受到咱们河南历史文化的厚重和博大精深。”杨育彬说，希望透过这套书让更多人看到河南百年考古的全貌，从书中读懂散落于中原大地的灿烂文明。
如今，这套书正在被越来越多考古专业人士和喜欢考古的普通读者所看到。正如一位考古人所说：“这是河南百年考古成果的汇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
2017年，杨育彬在书房里读书。
爱读武侠的考古人
在杨育彬的书房里，有好几排“另类”藏书，却是他的挚爱。
“这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还珠楼主的所有小说全集，都写得很好，从年轻时就特别爱看。”顺着杨育彬手指的区域，记者看到满满当当、清一色的武侠小说。
为什么喜欢读武侠小说？“这里面的人物都非常生动，而且有很多和历史相关的故事，这些都很吸引我。”杨育彬说起这些，好像年轻许多。
对于历史的喜爱，正是他走向考古道路的启蒙。1956年，他如愿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分专业时选择了考古。
然而，在毕业分配时，杨育彬差点与田野考古事业失之交臂。最初，他被分配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在城里工作、条件也更好。他听说后，却着急得不行。
“我找了好几次管分配的人，苦口婆心地跟他说我是学考古的，还是把我分配到文物考古工作队吧。”最终，他极力“争取”到一份更艰苦的工作。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从跑遍全省各地进行碑刻登记，到去往山西参加全国考古大会战，再后来参与或主持郑州商城遗址、新郑郑韩故城、三门峡汉唐墓地、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联合考古、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众多重要考古发掘，他始终坚守在田野调查一线，用手铲发掘出远古遗址，用笔书写一篇篇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专著。
1982年，杨育彬（下层坑右一）在郑州商城遗址发掘现场。
“郑州商城遗址是1972年开始挖掘，当时在城东路路西、新华第二印刷厂打了西城墙剖面……”时隔几十年，说起自己曾经参与的考古发掘，杨育彬神采奕奕、逻辑清晰，当时的具体位置、数据很多细枝末节都脱口而出。
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40余年，这些内容早已刻在了他心里。在他的讲述中，也不乏一些特别的经历，饿着肚子在各地登记碑刻、参加考古项目回来时兜里分文不剩、结婚第三天就去参加全国考古大会战，这些看似“心酸”的过往，他却当作“趣事儿”在讲。
向下扎根、向上开花。杨育彬参与主持的重要考古发掘，其中一些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运用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国夏商周考古学、中国河南考古学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出版30多部学术专著。2013年，杨育彬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名录”。
“毕业时我们同学都承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很欣慰自己做到了。”杨育彬坚定地说。
《河南考古百年志》这套“大部头”刚交作业，下本书已排上日程。杨育彬准备再系统地写一写自己最熟悉的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事情。
“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能动还要继续干下去。”杨育彬笑着说。
他望向窗外，春日里，一树玉兰花正在盛放。这位耄耋老人不懈追求的生命，正如这花朵般，生动灿烂。
记者手记
忠于选择 笃定坚守
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考古者是持灯的人，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隧道。杨育彬就是这样一位持灯人，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在考古一线，退休后继续发挥光和热，坚守在考古研究领域著书立说，一辈子都在和考古打交道。
采访杨育彬，他谈及自己并不多，但只要说起考古工作，就表情生动、眼含光芒，仿佛有数不清的话要说，那些发掘现场的点滴就像发生在昨天，仍是那么鲜活、清晰。
一辈子一件事儿，在于奋斗、坚持和笃定，更在于他内心朴素而执着的信仰——对国家对社会要有所贡献，有所担当。正是这份由衷的坚守，让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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